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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澳大利亚在其“战略发展”需求下，长期奉行一种迎合美国的外交政策。通过这种方式，澳大利亚试图规避“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并在背后依赖美国的庇护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与此同时，由于美国视崛起中的中国为威胁，澳大利亚则一方面紧随美国步伐，另一方面又维持着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这样的双重政策在当时使澳大利亚得以保持在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微妙平衡。

在GPS（全球定位系统）一统天下的时期，澳大利亚没有太多选择，但随着中国北斗系统的崛起，澳大利亚开始走上一条既想要又想要的复杂路线。北斗的横空出世，让澳大利亚在享受技术成果的同时，却显得有些“白眼狼”，陷入了一种难以平衡的“走钢丝”境地。这条路并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平坦，充满了挑战与复杂的权衡。

中国北斗的崛起

回望十多年前的2012年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上，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言人冉承其曾表示：“我们希望到2015年，北斗产业在中国相关产业中的占比能达到15%到20%。”当时，随着使用数据的增长，中国的车载导航装置已达750万台，占到4成汽车的导航功能。而手机端的导航用户也迅速增长，3个人中就有一个使用导航查询位置。这些数字表明，导航和定位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美国的GPS系统则牢牢占据着市场主导地位。

美国的GPS系统长期以来不仅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普及的导航系统，也是军事上不可或缺的工具。现代战争的形态发生了剧变，《军事评论》杂志曾明确指出：“谁能掌握卫星导航技术，谁就能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并非危言耸听，美国能够频频在局部战争中取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GPS的技术优势。中国深知，在未来战争中，卫星导航系统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北斗系统应运而生。它是继美国GPS、俄罗斯的GLONASS之后，第三个加入全球定位导航系统俱乐部的导航系统。

时光飞逝，到了2020年7月，北斗系统正式开通全球服务，技术性能更加先进，运行更加稳定，发展速度令世界为之震惊。除了军事应用，北斗的其他领域也展现了巨大的潜力，如精准灌溉、农业数据采集、无人机监控等，这些应用对于大规模农业国来说尤为重要。而中国也积极推动北斗在全球的推广，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提供了免费的服务，让这些国家能够体验北斗的便利，并逐渐建立起对这一系统的认可。澳大利亚也在享受这一惠民政策的同时，其他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及东盟一些国家也得到了同样的技术支持。

尽管如此，部分人对卫星数量提出质疑，相关发言人回应称：“35颗和40颗卫星的数量并不矛盾，30颗卫星基本足以满足全球服务，40颗则是为了确保系统更稳定、服务更高效。”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沈军幽默地补充道：“现在许多渔民都依靠北斗在海上捕鱼，如果遇险，他们通过北斗终端发送求救信号，简直像是‘一拜妈祖，二拜北斗’。”

通过中国的科研突破，世界上又多了一个选择，打破了GPS的全球垄断。然而，某些国家却在享受这一成果后依然心存戒备，澳大利亚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在开始使用北斗系统后，澳大利亚却采取了异常活跃的行动，尤其是在间谍活动方面。

澳大利亚的间谍活动

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一直在幕后进行秘密操作，尤其是向中国内地及香港派遣间谍人员，进行策反、情报搜集等活动。中国执法机关多次调查这些案件，发现澳大利亚在策反华人后，会将他们送往秘密基地进行培训，随后再派遣回中国大陆。这种行为并非偶然，近年来，澳大利亚的间谍案件层出不穷，说明他们在这一领域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便有类似的动作。例如，在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建设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曾在建筑内暗中布置窃听设备，几乎覆盖了每一层楼。这种行为的动机虽未完全清楚，但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在过去的冷战时期便已经在策划各种监控行动。时至今日，这些小动作依旧不断，令人堪忧。

澳大利亚的复杂心态

澳大利亚在享受中国崛起带来的经济红利时，却始终对中国保持着复杂的态度。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与此同时，对中国崛起心生敌意，这种心态在政治上也有所体现。澳大利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并希望提升自己的国际战略地位，绝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孤零零的岛国。他们更愿意紧跟与自己有相同意识形态的美国，这是他们的“基本盘”。

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的情报部门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公开对一些重大问题发表意见，甚至干预政治舆论，试图影响决策。这表明，澳大利亚不再满足于充当美国的跟随者，而是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占据更高的地位，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而非单纯的“附庸国”。因此，当澳大利亚做出一些决策时，往往比美国还要强硬，甚至超过了曾经紧随苏联的越南。

2018年，澳大利亚对华为的打击速度比美国还要快，不仅对华为实施全方位禁令，还游说其他西方国家效仿。随着中澳关系的逐渐恶化，矛盾的火种也开始蔓延到其他层面。2022年，澳大利亚国防部指责中国军机对其巡逻机进行了“危险拦截”，并称中国军舰在东海附近导致澳大利亚潜水员受伤。此事完全是由澳方挑起的争端，而中国军舰在黄海的训练时，澳大利亚的导弹驱逐舰又三次派遣直升机进行滋扰，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对立。

美国主导下的澳大利亚困境

有一个潜在的因素，促使澳大利亚的高层政治人物产生了“被迫害妄想症”。他们的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渗透”无处不在，广度、规模、目标等方面空前严重，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的威胁。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指责中国，但实际上，澳大利亚的行动已经暴露了他们的立场。每当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发生，澳大利亚当局便将其无限放大，制造“中国威胁论”的话题。

2019年，澳大利亚媒体《60分钟》报道了一起名为王立强的事件。该名27岁男子声称是“中国间谍”，并叛逃至澳大利亚。尽管相关证据表明王立强是个诈骗犯，澳大利亚情报部门依然选择大肆炒作这一事件，将其作为“中国威胁论”的证据，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误解与紧张。

此外，澳大利亚一方面希望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另一方面却又受到美国的制约，无法真正与中国建立更为正常的合作关系。特朗普执政期间，许多有中资背景的企业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澳大利亚的投资环境对中国企业本就不友好，制裁措施更是加大了这一阻力，导致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佩恩曾表示：“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我们也无意伤害与中国的关系。”然而，考虑到美国霸权主义的背景，澳大利亚的这一愿望显然难以实现。

无论如何，基于目前的战略抉择，澳大利亚显然无法彻底回头，也无法在中美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点。这种复杂的外交环境，注定了澳大利亚未来的选择将会更加困难。